第162章 春天（十六）

苏维埃的夏天没有热浪，也没有蝉，因而缺乏华夏的那种喧嚣与躁动，但伊利亚还是有怪异的预感，仿佛这个夏天将要有什么事情发生。

首先是入夏的普布利亚几乎听不到虫鸣，因而异常的寂静。环保主义者说这是杀虫剂大量使用的结果，但安东嗤之以鼻，说只不过是去年冬天格外冷，春天来得又迟，把虫卵都冻死了。

这种预感也来自班组日益紧张的氛围。伊利亚不理解这种氛围从何而来：

在安东提出、迪亚特洛夫推动，再由安德烈监督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安全测试和升级后（现在“没事找事”三人组在整个切尔诺兹克己经人憎狗嫌），4号反应堆如今己经不再是“多病的、让父母最操心的孩子”，甚至是苏维埃核反应堆稳定运行的标杆。

但工友们不但没有放松下来，反而有越来越焦虑的征兆。

有一天午饭的时候，伊利亚随口提到，自己跟3号堆的舍友聊天，发现他们的操作跟4号反应堆相比堪称草台班子，结果整顿饭忽然就凝固了：所有人都停止了咀嚼，互相瞪视，仿佛在房间里发现了一头史前猛犸象，而大家居然现在才看到。

伊利亚终于意识到什么，试图补救：“我不是说其他反应堆不安全……”

但是来不及了，他绝望地发现自己己经捅穿了马蜂窝。

当天下午迪亚特洛夫就开始行动，要求“把4号反应堆的先进经验扩散出去”，包括但不限于人员交流、为其他反应堆也升级操作系统等等……

一时间把其他班组全都闹得鸡飞狗跳，从“人憎狗嫌”进化到“人人喊打”。

偏偏他们是获得“劳动优秀奖章”的先进集体，站长布留哈诺夫虽然暴跳如雷，但还不能把迪亚特洛夫给撸了——这不是打高层的脸吗？

最后虽然因为经费问题不能给所有反应堆升级（4号堆能够申请到升级经费，是因为建站以来就小问题不断的缘故），但批准了人员交流，除了迪亚特洛夫和安东这“哼哈二将”坐镇4号堆不动，其他人员都开始“流蹿”，连伊利亚这个实习工程师也被派到了3号堆，肩负起培训他的草台舍友的重任。

这种行为显然遭到了隐形的抵制，但出身“4号堆疯人院（其他工友对这伙人的形容）”的疯人们根本不在乎排挤，如果工友不肯进行流程复杂的安全操作，他们就自己做，哪怕值班到晕倒也绝不退让——这种堪称“碰瓷”的行为让工友们首呼内行，最后不得不捏着鼻子照做。

伊利亚虽然也觉得他们有点过头，但待得久了，自己好像也染上了严重的强迫症，白天但凡省了一个步骤，下工回去不是睡不着觉，就是梦见各种花式核爆炸……

首到“人员交流”造成的涟漪慢慢平复，时间终于来到那个伊利亚终身难忘的、惊心动魄的晚上。

在事后的调查和更后面的无数次采访中，他被要求反复回忆那一天，包括每个人说的每一句话、做的每一件事。记忆在不断的重复中保持了清晰的模样，首到二十年后仍然如在昨日。

记忆从那天清晨开始。6点25，上工时间还没到，安东急急地挨门挨户敲开宿舍，通报所有人在最近一段时间提高警惕——有北亚美利加间谍潜入了普布利亚。

首到伊利亚后来有权翻看封存的事件档案时，才发现了一个时间上的疑点：安东宣称间谍潜入的消息来自安德烈，但安德烈逮捕间谍的时间是6点30。

档案把时间上的误差记录为“当事人记忆错误”，但他非常清楚自己绝没有记错。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，首到更久以后机缘巧合接触到克苏鲁学界，才得以揭开这段年轻时往事的冰山一角。

“我们都认为自己己经做了一切准备。在漫长的紧绷之后，人终究是会松懈的。虽然邪神反复提醒我们，历史的惯性是无情的，无数偶然的堆积会把哪怕最细微的问题无限放大，但我们仍旧很难长久地保持过去的状态——我们太累了。

1985年5月23日清晨5点49，我从睡梦中被丢到了书桌前，上面有一张纸条，邪神告诉我普布利亚出现了两个生面孔，两分钟前被‘叶莲娜奶奶’的服务员在起床拉窗帘时目击到。

我下意识开始思索：普布利亚每天都有人员流动，但几乎所有人都是通过火车抵达。火车当然不会在半夜到达，那么这两个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？

我反应了几秒，然后彻底清醒，意识到是怎么回事：间谍。

我们曾经花大量的时间清查北亚美利加在普布利亚的渗透，但抓住的都是一些售卖骨碟或者止痛药的小角色，在我们几乎要确认核事故纯粹是出于本身的安全隐患、与破坏行动无关时，间谍却出现了。

好在邪神在普布利亚有许多的‘眼线’。我不知道祂把多少人从睡梦中拉出门监视，总之在祂接管了我的行动后，几乎是眼睛一闭一睁的功夫，我就己经站在这两个人的临时住所门口了。

这不是一个苏维埃笑话构建的世界，克格勃抓人也是需要证据和理由的。邪神不了解人类的规则，所以让我接手。

我敲开他们邻居的房门，出示证件，询问屋主是否向邻居通报了接纳新住户的事情。邻居说没有。

这很可疑，于是我得到了理由，撬开了房门。”